一個“安史劇官”的漂白史

文丨張程

唐德宗朝，吏部侍郎邵說有望入相。金吾將軍裴儆明確反對邵說拜相，認為：“（邵）說與史思明父子定君臣之分，居劇官，掌兵柄，亡軀犯順，前後百戰，於賊庭掠名家子女以為婢僕者數十人，剽盜寶貨，不知紀極。力屈然後降，朝廷宥以不死。”裴儆指出了邵說的歷史汙點，即邵說在安史之亂期間出任大燕偽政權的“劇官”。如此確鑿、嚴重的歷史問題，沉重打擊了邵說的仕途，邵說最終未能更進一步、躋身宰輔行列。

既為“安史劇官”，求諸典籍，邵說卻僅在兩唐書留有篇幅短小的傳記，以及若干篇署名文章，與他“劇官”身份完全不相稱。兩唐書《邵說傳》對傳主的前半生一筆帶過：

邵說，相州安陽人。舉進士，為史思明判官，歷事思明、朝義，常掌兵事。朝義之敗，說降於軍前，郭子儀愛其才，留於幕下。累授長安令、秘書少監。德宗朝，遷吏部侍郎、太子詹事，以才幹稱。

邵說，相州安陽人。已擢進士第，未調，陷史思明。逮朝義敗，歸郭子儀，子儀愛其才，留幕府。遷累長安令、秘書少監。

涉及邵說生平的第三份重要文獻為其自書的《讓吏部侍郎表》，概括他反正後“再忝柏臺，四登郎署，宰理京劇，倅貳秘書”。三份文獻對附逆經歷都多有隱晦。邵說“在職以才顯”，延續了中唐文人詞臣以才華吏幹仕進的路徑，平步青雲至吏部侍郎。那麼，問題來了：邵說這位“安史劇官”在安史之亂中有何經歷，如何作為？他如何擺脫附逆歷史的影響，顯達於唐廷？安史之亂期間及之後存在一個類似邵說的官員群體，他們曾出仕安史政權後又歸降唐朝。該群體入唐之後，如何處理兩種身份的矛盾，社會輿論如何評價他們？邵說的微觀人生蘊含著怎樣的時代信息，隱藏著何種歷史深意？

一、邵說是如何附逆的？

邵說為寒族子弟，祖父未仕、父親邵瓊之為殿中侍御史；天寶年進士出身，守選期間即遭遇了安史之亂。《讓吏部侍郎表》自陳“陷賊”經歷：

適會老母棄背，服喪河洛。及祿山之至，禮制當終，臣愚不脫縗麻，更逾再歲，而賊中言議，往往紛然。臣懼兇黨不容，寓遊洛魏，值慶緒奔遁，保於相城，大搜詞人，脅為己用。以兇威責臣不至，以驛騎逼臣遂行，與潘炎始陷凶逆。

至德二載（757）正月，安史政權內訌，安慶緒謀殺父親安祿山自立。九十月間，唐軍先後收復兩京，安慶緒倉皇出奔相州（治安陽）。其時，邵說在安陽服母喪，在叛軍驛騎的“逼迫”之下委身安慶緒陣營。安史之亂期間，官僚士人“為賊汙者半天下”，有的人是在大唐朝廷中鬱郁不得志，有的人貪慕大燕政權許諾的榮華富貴，有的人判斷天命轉移，安燕王朝即將取代李唐王朝，種種考量使得附逆投賊者蔚為大觀。無論是出於某一種或某幾種考慮，邵說終究選擇加入叛亂陣營。

近年來安史之亂研究的深入和唐代人物考釋的發達，為我們勾勒安史陣營內部的次級群體提供了可能。現有材料表明存在一個包括邵說、王伷、張獻誠等人的小團體。安史之亂中期，他們都意圖背叛安慶緒、轉投史思明；安史之亂後期，他們都反正歸降；入唐之後，他們都自述“身在曹營心在漢”，被迫附逆，且暗中破壞叛亂。

安慶緒弒父自立、兵困相州，聲望與實力江河日下。雄踞河朔、首鼠兩端的史思明在叛軍陣營中後來居上。邵說等人便在此時傾向於以史思明取代安慶緒。乾元二年（759）初，史思明殺戮安慶緒勢力，再次反唐。安史之亂進入第二階段。邵說自述：

遽聞思明款附，燕趙服從，欲取黃沙嶺路，因此得歸闕下，屬思明數萬之眾，南鎮趙州，送臣於范陽，抗疏以聞奏。肅宗特降中旨，授臣左金吾衛騎曹將（參）軍，宣恩命示：聞卿遠來，可且於思明處憩息。

王伷亦非世族子弟，天寶初年中進士後投身宦海。安史亂髮之初，河南道採訪使郭納投降叛軍。王伷為其支使，隨之投降，參與“宣慰”河北州縣。對於安史交替，《王伷墓誌》（《唐故太子贊善大夫賜緋魚袋琅邪王公墓誌銘並序》）記載：“祿山子慶緒走保相州，又為所脅受職，乃與友人邵說間行詣史思明於幽州。時史思明以所部歸降，而公得以投焉。朝庭嘉其忠節，詔拜東宮文學。”

張獻誠出身將門，父親張守珪曾任范陽節度使，對安祿山有知遇之恩。安祿山拜張守珪為義父。張獻誠與安祿山關係自然較為親近，為安氏表請為檀州刺史。叛亂前，安祿山頗為知人善任，提攜、籠絡了不少人才。這些人或參與安祿山叛亂，或對安祿山感佩在心。《張獻誠墓誌》（《唐故開府儀同三司檢校戶部尚書知省事贈太子太師御史大夫鄧國公張公墓誌銘並序》）撰書於亂後多年，依然明言“時幽州節度使表請為檀州刺史”。對於附逆叛亂一事，墓誌曲筆：“公所悲侯印猶在虜庭，乃於鄴中與王伷、邵說、崔漵等相約而言日：潛歸聖代，賢之之節；恥飲盜泉，高士之志。今請逃於寇難，誓比骨肉。及隨肩之時，為追騎所困，遂縶于思明之眾也。然肅宗清華夏之歲，思明蓄橫猾之謀，有詔遙授公衛尉少卿，旌其善也。”

根據三人墓誌可知，王、張與邵說相聚於757-758年歲末年初的相州。三段文字都強調了三人歸順朝廷之心。張獻誠墓誌尤其明顯，言之鑿鑿小團體相約“潛歸聖代，賢之之節；恥飲盜泉，高士之志”。不過，三人陰差陽錯投入史思明陣營的經過，邵說之詞較為詳細，王、張二人一筆帶過。細究其詞，大有蹊蹺。邵說“欲取黃沙嶺路”迴歸朝廷。“黃沙嶺路”為交通河北、山西的太行隘口之一，地處趙州贊皇縣。隘口與地名至今仍存。從安陽經黃沙嶺路迴歸朝廷，需要先北上洺州、邢州、趙州，再跨越太行山進入唐軍控制的山西地區，置向東、向南等更便捷的路徑於不顧。結果，邵說等人在趙州遭遇了南下的史思明，不得不再次“附逆”。為實現迴歸朝廷的“夙願”，邵說捨近求遠，最終向北投入了史思明懷抱，令人頗有言行不符之惑，順帶為賊所迫的描述（“為追騎所困”）也大為可疑。三個文獻對此都選擇性無視，轉而強調史思明彼時短暫歸順朝廷的事實，以此證明主人公“間接”迴歸朝廷。比如，邵說的“思明款附，燕趙服從”、王伷的“時史思明以所部歸降，而公得以投焉”。對於史思明的橫猾之謀、狼子野心，久經政壇的張獻誠等人心知肚明（“思明蓄橫猾之謀”）。他們投身史氏的真相，是震懾於唐肅宗前期嚴厲的懲處“逆官”政策，出於利益考慮所做的現實選擇。

唐肅宗收復長安之後，朝廷將“陷賊來歸”的文武百官數百人以六等定罪，“重者刑之於市，次賜自盡，次重杖一百，次三等流、貶”。於京兆府門“重杖一百”的罪臣往往杖斃棍下：“達奚摯、張岯、李有孚、劉子英、冉大華二十一人，於京兆府門決重杖死”。陳希烈等七人“自盡”於大理寺，算是恩賜；達奚珣等人在百官圍觀之下斬於獨柳樹下，體面全無。懲罰有擴大化的趨勢，即便未曾出仕偽朝、僅與偽政權有所關聯者，也須自首，接受朝廷的甄別；甚至罪及附逆者先人，如“發韓公張仁亶之墓，戮其屍，以張通儒故也”，這也是張通儒等安史骨幹與朝廷頑抗到底的重要原因。

環境如此肅殺，邵說即使有歸降之心，也不得不憂慮自身安危。唐軍收復兩京之初，叛軍人心動盪，“聞廣平王赦陳希烈等，皆自悼，恨失身賊庭；及聞希烈等誅，乃止。”“會三司議偽官罪狀至范陽，思明謂諸將曰：‘陳希烈輩皆朝廷大臣，上皇自棄之幸蜀，今猶不免於死，況吾屬本從安祿山反乎！’”（《資治通鑑》）面對長安朝廷血淋淋的屠殺和日益衰敗的安慶緒，投靠遊離二者之間的史思明便成了邵說、王伷、張獻誠等人最現實的選擇。

當然，現實的利益考量不可能明目張膽地出現在奏表與墓誌之中。付諸筆端，三人只能將投靠史思明與歸順朝廷強行關聯，並且強調皇帝或朝廷對此種“關聯”的認可與褒獎：“肅宗特降中旨，授臣左金吾衛騎曹將軍，宣恩命示：聞卿遠來，可且於思明處憩息”“朝庭嘉其忠節，詔拜東宮文學”“有詔遙授公衛尉少卿，旌其善也”。邵說三人所列官銜，應理解為一種刻意的突出，為投靠史思明披掛上了一層“合法”的外衣。此種表述與前述邵說等人“被逼”“脅迫”接受偽職的邏輯是一脈相承的。事實上，在唐朝中期的職官制度中，藩鎮、使臣為幕僚奏授京官已成例行公事。邵說的左金吾衛騎曹將軍和王伷的東宮文學、張獻誠的衛尉少卿，當為史思明替幕僚奏請的帶職，意在搭建朝藩之間人事流動的橋樑，未經朝廷甄別，更與皇帝的肯定、垂愛無關。

二、叛賊還是臥底？

史思明叛，戰火復熾。邵說任史思明判官，為輔理政事的核心幕僚，可惜具體言行無考。王伷在偽政權仕官至中書令；張獻誠曾任偽兵部侍郎，出為偽汴州節度使。

對於偽政權授予的高官厚祿，王伷墓誌的解釋蒼白：“公蒼黃於戎馬之間，不得走去，卒為所執。胡人以專殺為威，而公以死無所益，不若受職而圖之”，將接受榮華富貴解釋為“忍辱負重”。而在《讓吏部侍郎表》中，邵說將效忠史思明之事以“井陘路絕，再陷兇盜”八字掩蓋，還聲明：“思明、朝義負恩之際，臣亦累達疑誠。伏蒙肅宗皇帝賜臣敕書雲：‘卿志士苦心，王臣勵節，藝成俎豆，跡陷豺狼。頃年鄴中策馬歸命，出於萬死，臣節尤彰，忠誠若茲，不負於國。’”他們三人都在第二階段的安史之亂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繩之以朝廷律法，難免“罪行累累”。對於此點，他們也有清醒認識。張獻誠之子張任的墓誌追述其父“初盜發幽薊，為之脅從，詭輸小誠，求彼大任”（《唐故蔚州刺史兼殿中侍御史張府君墓誌銘並序》）。文本雖然延續了父輩的話語邏輯，“詭輸小誠”四字還是委婉承認了張獻誠參與叛亂的事實。

三人的傳世文獻繼續選擇性無視，快速將時間軸拉到了安史之亂末期。彼時，史朝義弒父自立，叛黨離心離德、呈土崩之勢。唐朝適時調整了對附逆官員的處置政策，唐肅宗停止清算政策；寶應元年（762）五月，唐代宗頒佈即位赦書，宣佈對“逆賊史朝義已下，有能投降及率眾歸附者，當超與封賞”，十一月進一步放寬政策：“東都、河北應受賊脅從署偽官並偽出身，悉原其罪，一切不問。”如此矯枉過正的政策，極大分化瓦解了叛軍。邵說反正的主客觀條件都成熟了。

邵說在自陳中“表功”一件：“比朝義將敗，謀守河陽，臣知回紇利於野戰，沮破其計。”此事當指戰爭後期，史朝義有意棄守洛陽，收縮兵力於河陽，改善叛軍的處境。邵說故意勸諫史朝義，阻擾了這一計劃的施行。這件“功勞”也寫入了王伷的墓誌：“寶應初，大軍臨東都。思明子朝義將保河陽，決謀於公。公慮其憑險守固，矯陳利害，賊竟奔走，而官軍整行。”如果此事屬實，邵說、王伷二人稱得上是高級臥底。張獻誠墓誌更詳細地塑造了墓主人的臥底形象：“朝義繼逆，疑公攜貳，遂汙公為兵部侍郎、汴州節度使。雖白刃可脅，豈顧一門；而丹心不移，能懷雙闕……公每與從事田僎等仰天望日，裂帛題表，募間道入秦之使，申潛謀破虜之策。”對於常居敵營且無明顯正面作為的附逆之人，忍辱負重、暗通款曲、徐徐圖之的臥底是最能邏輯自洽的角色。邵說三人的形象塑造，不約而同採納了這一邏輯。

史朝義於洛陽大敗，邵說、王伷趁亂降於唐軍。邵說拿出唐肅宗所賜敕書，獲授延王府功曹參軍，並與王伷在寶應二年（763）六月同時得到唐代宗召見。邵說轉述唐代宗說：“卿所進狀，朕一一已令檢勘，卿之誠節，可謂著明。”尋除王伷侍御史、邵說殿中侍御史。作為封疆一方的實權人物，張獻誠的反正真正影響了時局：“及天兵收洛邑……巨寇（史朝義）奔北而受斃，官軍自東而勢，公之力也。上嘉其忠亮，授特進，試太常卿，兼汴州刺史，防禦等使。”張獻誠以中原重鎮降於朝廷，逼迫史朝義倉皇北竄，對戰局的早日結束產生了積極影響，因此獲得的官位也是小團體中最高的。寶應二年七月，唐代宗改元大赦，在《冊尊號赦文》中點名褒獎了“李寶臣、薛嵩、田承嗣、張獻誠等，各與一子五品官並階，仍加實封二百戶”。三人之中，唯有張獻誠對朝廷的“功績”是確切可查的，在戰後初期與日後的河朔雄藩相提並論。然而，他的反正是窮途末路之際的“自保”，抑或是潛伏多年以後的“起義”，由於缺乏證據難以判斷。

在大規模官員反正浪潮和朝廷寬大優容的氛圍中，安史之亂正式進入了歷史。

邵說三人迴歸朝廷後，都飛黃騰達，得以善終。張獻誠是三人中職位最高，歷任梁州刺史、山南西道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劍南東川節度使，檢校戶部尚書知省事等，大曆三年（768）九月十五日因疾逝於長安光福裡，享年46歲。王伷後入汾陽王郭子儀幕府，歷任河東縣令、河東少尹，回朝累升尚書郎中，大曆十四年（779）在太子左贊善大夫任上因疾終於東都私第，享年66歲。拜相失敗後，邵說於建中三年（782）受牽連從太子詹事任上貶為歸州刺史，建中三四年間“卒於貶所”，享年不詳。《新唐書》評價張獻誠“喜功名”、“隨方制變”。這個評價用在邵說身上，大抵也是成立的。

三、邵說典籍形象的塑造

安史之亂不僅改寫了大唐王朝的命運，也割裂了身逢其中的士大夫的人生。“附逆”成為邵說等人揮之不去的隱痛，正如邵說自辯“臣頃陷凶逆，大節已虧，雖昔曾獻款，而罪難自贖”。然而，他們最終還是成功地在兩唐書中淡化了附逆經歷，並且在墓誌、奏表中塑造了對朝廷忠心不渝的忠臣形象。單看傳世史籍而不細究深意、並輔以相關人等的墓誌，“安史劇官”邵說極可能隱身於歷史的幽深角落。

兩唐書的邵說形象是如何塑造的呢？

安史之亂平定後，唐朝輿論對附逆諸臣相對寬容，而將崔器、呂諲等主張嚴懲的大臣視作酷吏。“諲用法太深，君子薄之”；《舊唐書·崔器傳》記載了一個看似荒誕不經卻頗能折射輿論態度的故事：“上元元年七月，器病腳腫，月餘疾亟，瞑目則見達奚珣，叩頭曰：‘大尹不自由。’左右問之，器答曰：‘達奚大尹嘗訴冤於我，我不之許。’如是三日而器卒。”這則故事廣為流傳，直到百年之後修編《舊唐書》之時。這說明輿論通過對“嚴懲派”報應不爽的傳播來表達對附逆官員的同情。《新唐書》更將崔器列入《酷吏傳》，與索元禮、來俊臣同流。

中晚唐之所以會產生此等輿論，植根於當時的政治觀念。當“忠君”與切身利益衝突時，當“報國”超乎個體能力時，唐代士大夫尚且不需要以前者為先。考慮身家利益和現實情況，不僅是個人的天然舉措，也為社會輿論所認可。士大夫面對君權和政局的重壓保有個人空間，可視作是貴族政治的遺風餘緒。邵說便受惠於這樣的政治風尚。出土文獻中多有此種政治風尚的遺物。如“公陷在寇中，為元惡所迫……洎思明怙亂，反辱上國，公再為脅從，累遷□定州刺史北平軍。”初看志主似乎是遭到脅迫、無奈出仕的偽政權刺史，而其本人其實是“從陷兩京，頗稱勇力”的安史元從程元皓，可見粉飾之重。另一位參與安史叛亂的人物墓誌表述如下：“遇祿山作孽，思明襲禍，公陷從其中，厄於鋒刃，拔擢高用，為署公雲麾將軍，守左金吾衛大將軍，俛仰隨代。”看似少有粉飾，但平淡的文字將叛亂經歷娓娓道來，除了例行公事般的敷衍態度外，已將忠奸是非置之事外了。

晚唐的動盪，也有利於邵說形象的虛飾。羸弱的朝廷在烽火連天的歲月中無法像唐前期那般組織大規模的典籍修撰。雪上加霜的是，長安、洛陽等政治文化中心屢遭戰火，有限的當代典籍、珍貴的原始檔案在烈焰中焚為灰燼，殊為可惜。後晉啟動《唐書》編修工程之時，只尋到了唐高祖至唐文宗諸朝實錄，武宗實錄僅餘一卷，宣宗以後的實錄迄未成書。他們尋到的前代國史僅是韋述所著國史，該書終於代宗朝（其時安史亂事尚未塵埃落定）。大量安史之亂及亂後初期的原始資料早已化為烏有。因此，《舊唐書》有關唐代後期歷史的編撰較為棘手。後晉史官只得徵集民間史料作為史源。其中人物傳記的史料，後晉請朝野官員蒐集家史家傳、族譜族圖等進獻。這些史料除了當事人後代的粉飾之外，即便秉持中正之心的材料也是中晚唐政治風尚的載體。大批類似前述出土文獻的材料，匯入了《舊唐書》編撰的史源。

當日與王伷同為河南道採訪支使的趙曄，同樣投降安祿山，《舊唐書·趙曄傳》無一字提及趙曄在安史陣營的作為，而是通過一件“善事”說明趙曄守善如初：“時有京兆韋氏，夫任畿官，以不供賊軍遇害，韋被逆賊沒入為婢……曄哀其冤抑，以錢贖之，俾其妻置之別院，厚供衣食，而曄竟不面其人。明年，收復東都，曄以家財資給，而訪其親屬歸之，識者鹹重焉。”後人讀史至此，很容易忽視趙曄本人即是造成韋氏悲劇的“逆賊”之一。有關趙曄附逆的只有“乾元初，三司議罪，貶晉江尉”一句，幾年後趙曄仕途穩步升遷。趙曄傳記的史源，極可能是後晉史官徵集的趙曄利益或情感相關方提供的材料。同時，《舊唐書》記載“曄敦重交友，少時與柳芳友善”，而柳芳又是韋述所著國史的編輯整理者。他的“黑料”不太可能出現在國史中。兩項合力，趙曄在唐書中獲得了“亡歿，服名檢者為之嘆息”的正面評價，並列入《忠義傳》。隨王伷、趙曄附逆的還有判官李承，“承在賊庭，密疏奸謀，多獲聞達。兩京克復，例貶撫州臨川尉”，建中四年卒於湖南都團練觀察使任上，並獲“承忠愨謀議，勤勞盡瘁，方之者鮮矣”的上佳評價。

邵說經歷了與趙曄、李承類似的形象塑造過程。《新唐書》邵說傳內容富於《舊唐書》。增加的內容主要引自邵說的《讓吏部侍郎表》。與其說補充了史實，毋寧說保留了邵說的“辯白書”。北宋編修《新唐書》時，距離後晉修史又過去了100多年。北宋史官並未尋覓到新的原始資料，而是採納100多年來新出的筆記、小說、行狀、家譜乃至野史材料。邵說的讓表當是北宋史官新接觸並採納的。

根植於唐朝中後期的政治風向，再得益於兩唐書史料徵集的侷限性，邵說最終完成了從“安史劇官”到尋常文官的形象塑造，基本漂白了附逆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