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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5日，蘇丹武裝部隊（SAF）同該國快速支援部隊（RSF）在首都喀土穆等地發生武裝衝突。截至4月17日，衝突已經造成將近200人死亡、1800人受傷。
2019年4月，蘇丹軍方在民眾抗議浪潮中推翻了巴希爾政權，民眾歡呼鼓舞，準備奔向國家穩定發展的前景。然而四年後，蘇丹軍方爆發內訌，政局再次陷入動盪。
衝突緣何發生
作為前英國殖民地，蘇丹在1956年獨立後承襲了宗主國的議會民主制度，但一直在民選政府與軍人政權的更替中輪迴。1989年6月，巴希爾通過軍事政變上臺，成立救國革命指揮委員會。1993年10月革指會解散，巴希爾改任總統。2019年4月，蘇丹武裝部隊和快速支援部隊聯手罷黜巴希爾，對國家進行軍事接管。由於軍民對立不斷升級，2019年6月蘇丹爆發大規模流血事件，造成百餘名抗議者死亡。當年8月，蘇丹軍方在國內外輿論壓力下妥協，與民間抗議者聯盟“自由與變革力量”簽署權力分享協議，開啟軍民聯合執政的過渡期，協議規定三年後舉行大選。9月，蘇丹過渡政府成立，由“自由與變革力量”提名的哈姆杜克出任總理。然而，蘇丹過渡政權本就是軍民陣營互相妥協的產物，軍方與文官政府在國內和談、經濟改革、對外政策、如何處理巴希爾支持者等問題上分歧明顯，暗流洶湧。“自由與變革力量”陣營希望限制軍權，提出重新整編軍方各分支，加大對軍方商業行為的管控。在權力博弈與“清算”壓力下，軍方與文官政府關係日趨緊張。
2021年9月，少量親巴希爾的軍官發動未遂政變，雖然事態很快平息，卻成為軍方與過渡政府矛盾激化的導火索。10月，在快速支援部隊、情報機關及部分地方武裝勢力支持下，蘇丹國家主權委員會主席、武裝部隊領導人布爾漢解散主權委員會及過渡政府，再次對國家進行軍事接管。但軍政府控局條件並不充分。首先，軍方力量構成多元，布爾漢雖是頭號人物，卻並無統御全局的能力。快速支援部隊領導人達加洛作為軍方二號人物，逐漸與其分庭抗禮。兩人在軍民對立階段尚能一致對外，趕走共同對手後，鬥爭不斷加劇。其次，軍方陣營不包含政黨力量，在政府運轉等問題上缺乏經驗。布爾漢為彌補執政短板、稀釋達加洛權力，起用一批親巴希爾的伊斯蘭政黨人士，進一步招致達加洛不滿。軍方還面對國內外巨大壓力。蘇丹民間斥軍方奪權為“明顯政變”，全國多地成立“抵抗委員會”，持續發動街頭抗議。國際社會也紛紛凍結過渡政府時期與蘇丹達成的減債、援助協議，施壓軍方交權。
2022年12月，各懷心思的蘇丹軍方陣營再次與民間力量達成框架協議，擬重啟還政於民的過渡進程，原定2023年4月1日簽署正式協議。但在談判過程中，布爾漢與達加洛間矛盾進一步激化。
根據協議，蘇丹安全部隊需進行整合。布爾漢希望趁勢將快速支援部隊納入正規軍，並在兩年內完成。快速支援部隊近年實力大增，已具備與正規軍分庭抗禮的資本，試圖保持相對獨立，要求將整合時間延長至十年，由文官而非布爾漢擔任安全部隊總司令。兵權歸屬問題涉及核心利益，雙方互不相讓，最終兵戎相見。
痼疾難解
自獨立以來，蘇丹始終難以擺脫由亂到治、由治到亂的“怪圈”。這與蘇丹社會深層痼疾不無關係。
蘇丹國內族群、宗派、文化差異性極大，地區間發展也不平衡，形成了諸多有著各自利益訴求的社會團體，更有多支反政府武裝盤踞在達爾富爾、青尼羅河、南科爾多凡等地，與中央政府長期對峙。巴希爾時期，中央政府與這些地方勢力談談打打，均無法有效平息紛爭。巴希爾時期依靠強力解決與不同利益集團間矛盾的做法固然不可取，但和平談判同樣難以奏效。2019年蘇丹過渡政府成立後曾啟動全國和解進程，2020年10月與國內大部分武裝反對派簽署《朱巴和平協定》，通過向後者分權將其納入政權體系。但是東部貝賈部落及一部分前武裝反對派不滿自身被排除在外、指責分配不公，隨即發動騷亂，並支持軍方推翻過渡政府。此類權力分配方案具有代表性，體現出蘇丹社會眾口難調、動輒生亂的現實。
蘇丹今日亂局的種子早已播下。蘇丹軍方自國家獨立起便在國家權力體系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巴希爾當政時，一面藉助強力固權，給予軍方大量資源，一面又在正規軍之外組建快速支援部隊、國家情報局等多支武裝力量，使之彼此制衡，自己居中統御。巴希爾倒臺後，軍方憑藉硬實力成為蘇丹的主導者，有足夠資本維護既得利益。民間陣營無法繞開軍方建立民選文官政府，也無力同其對抗。但軍方也進入群龍無首的局面，各派系間脆弱的平衡極易打破，出現權力鬥爭絕非偶然。
蘇丹屬於世界最不發達國家之一，經濟稟賦極弱，嚴重缺乏造血能力。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蘇丹曾一度依靠石油開發獲得較快發展，但在2011年南蘇丹獨立後，失去了七成以上石油收入，國家經濟遭受嚴重打擊。美國自1996年起以“支持恐怖主義”為名對蘇丹實施經濟制裁，極大制約了蘇丹發展。經濟形勢與社會穩定息息相關，蘇丹民眾長期飽受通脹嚴重、物資短缺之苦，極易積累對政府的怨恨。巴希爾掌權和過渡政府時期，蘇丹曾嘗試以加大農業、採礦業等手段提振經濟，然而積重難返，難以帶來立竿見影的效果，隨後因政局生變，相關舉措不了了之。未來蘇丹若無法解決發展問題，經濟困境與政局動盪長期共振的惡性循環難以打破。
目前，迄今蘇丹武裝部隊與快速支援部隊間戰事依然膠著。有媒體報道，埃及、利比亞等鄰國也在捲入交戰。由於交戰雙方實力相當，均難妥協，局勢短期反難以企穩向好。蘇丹的政治過渡進程也是阿拉伯諸國艱難探索自身發展道路的一個縮影。2011年中東劇變以來，多個阿拉伯國家民眾嘗試推翻舊政權，以西式民主實現國家振興。但如今，埃及、阿爾及利亞重回老路，利比亞、也門、敘利亞陷入分裂，就連被稱為“阿拉伯世界民主轉型唯一成功樣板”的突尼斯，民主分權政體事實上也已終結。阿拉伯民眾逐漸意識到，民主轉型無法急於求成、只重形式的制度移植只會水土不服，不僅無法使國家走上良性發展道路，反而可能擴大國內社會矛盾、加劇政治極化，甚至結出戰亂、分裂的惡果。
（作者為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中東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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